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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即，申军良买了当天从济南到广州东的Z167次火车，200多块钱的硬座要坐近26个小时，当天还晚了点。这趟路途，申军良早已习惯了。

　　　　苏纳克政府上台后，似乎有意对此踩一脚刹车，这个意愿也体现在克莱弗利的演讲中。苏纳克的新综合外交和国防政策将中国称为“划时代的挑战”，而不是前任特拉斯定位的“威胁”，这也算是一种理性回调，虽然比较有限。

　　

　　中新社北京6月21日电 (记者 陈溯)记者21日从中国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国家林草局)获悉，中国目前拥有世界地质公园47处，数量居全球首位，有效保护了具有国际价值的地质遗迹。

　　中国世界地质公园分布在全国23个省(区、市)及香港特别行政区，主要有江西庐山、云南石林、安徽黄山、湖南张家界、河南云台山和嵩山、广东丹霞山和黑龙江五大连池等。

　　经过20年发展，中国世界地质公园管理制度体系日趋完善，参与共同发起创立世界地质公园网络，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世界地质公园网络办公室设在中国，同时，出台相关管理办法，推动世界地质公园规范有序、可持续健康发展。中国30余位专家和管理者先后进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地质公园评估专家库，广泛参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地质公园理事会、世界地质公园网络执行局等国际组织机构事务，通过与国外其他世界地质公园建立姊妹关系，持续促进国际交流合作。

　　国家林草局表示，下一步将积极探索符合各地实情的世界地质公园管理体制机制和发展模式，推动实现系统性保护、差异化发展、一体化利用、整体化管理。进一步挖掘世界地质公园的优质自然资源，强化与文化和自然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人与生物圈保护区等协同管理，推动其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持续探索世界地质公园资源保护与经济发展的“最优解”，统筹谋划民生改善和社区发展，为当地民众生产生活及就业等创造有利条件，真正实现生态保护、民生改善和绿色发展的有机统一。(完) 【编辑:付子豪】

　　　　穆荣平认为，科研资助模式应该是一个“喇叭口形”，在“入口”处，应尽可能资助数量足够多的高风险、探索型小项目。随着对某个科学问题的认知越来越清晰，逐步聚焦到一个相对明确的方向，资助项目数量逐步减少和资助强度同步提升。当研究开发聚焦到重大应用目标并有相当积累时，需要更加系统性、高强度资助，此时科技领军企业实质性参与至关重要。越往后端越聚焦，企业参与积极性越高，到“出口”处，企业自身就有动力出钱资助，不需要政府资助。

　　　　因此，在这样一个互相嵌套的科研管理体系中，作为科研管理机构的政府、负责组织研究的科研单位和一线科学家之间，权责是模糊和失焦的。“这也是为什么2019年全国多地实行科研经费‘包干制’改革后，项目经费实行定额包干，只定总量，对执行细节不做约束，本是为了放权给科研人员，但现实中却起到了反向刺激，让人们想申请更多项目的原因。”周忠和说。